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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防灾减灾:我们知道多少
2020-07-24 17:10:24  编辑:东风  来源:   0

从被认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唐山大地震,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,至刚刚发生的玉树地震,每一次抗震的经历,都为人类认识自然提供了的"实验场",使人类加深了对地球的认识,防御自然灾难由此迈出了一大步;面对世界未来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,人类仍存脆弱性的一面,如何高举科学防灾减灾的旗帜,客观地对灾情完成从预警、防范、救援、抢险、恢复生活的全过程,人类依然任重道远;怎样实现从传统的思维惯性--征服自然,向敬畏自然、天地人合一境界的攀升,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引发出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深沉思考。

一、脆弱性:防灾减灾任重道远

1、人类面对灾害的脆弱性是一种客观存在。让我们把镜头回放到2004年,重新审视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一组数据:该年全国GDP达到13.6万亿元,同时也有13.6万人死于事故,1亿GDP死亡1人。全国人口有13.2亿人,也即每1万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死于事故。2004年有70万人因事故伤残,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,一年因事故伤亡的就达100万人,也即100万个家庭因事故导致不幸。而在30多年前唐山发生的7.8级地震,24.6万人丧生,100万人口的工业化城市顷刻之间化为乌有。时隔28年,100万家庭破碎与100万人口的城市瞬间摧毁,"两个100万"仅仅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吗,其中是否有一种暗示或规律,等待我们去破译。

全球地震灾害更能说明问题:最近100年内的世界地震灾害死亡人数年平均约5.2万人,中国每年平均约18500人,主要是唐山地震伤亡太大。就地震经济损失而言,全世界范围近百年内的年平均是31亿美元,近10年的年平均为208亿美元,1999年的损失约300亿美元。无论是人员伤亡还是经济损失,都将人类的脆弱性暴露无疑,而触目惊心的是人祸重于天灾。如1999年在土耳其伊兹米特、希腊雅典、我国台湾省南投县、哥伦比亚亚美尼亚市发生的4次灾难性大地震,几乎全都暴露出政府应急运作迟缓,失掉72小时的"黄金救命"时间,以及建筑部门"黑金奸商"行为加重灾情、公众安全意识缺失等问题。

广而言之,我国灾害无时不在,无处不在。据金磊再思中国城市安全对策分析,水灾呈上升势头:从1949~2000年,在各大城市内普遍存在,尤其以长三角、珠三角和成渝等几个都市群较为明显;地质灾害种多频发:近10年我国突发性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高危区面积在200多万平方千米以上,死亡人数占全国死亡人数的95%。全国受多种地质灾害侵扰的城市近60座,县级市以下的城镇近500个;地面沉降严重:近40年来地面沉降已给长三角地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500亿元;气象灾害加重:台风、暴雨、冰雹、沙尘暴、大雾、高温高湿、雪灾、雷击等灾害,每年造成的损失占全国总损失的70%,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%以上,受灾害影响人口在4亿以上;火灾与爆炸频率增高:近10年来城市火灾次数占60%以上,其规律是经济发达的城市火灾相当严重,重特大火灾发生频率高;交通灾害持续高发: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已连续四年徘徊在10万人左右,是发达国家的15~20倍;紧急救援系统执行度差:面对突发事件,我国大城市供电水平偏低,供电能力不强,灾害综合救援及备灾能力缺少科学的规划,心中无数造成生命线系统应急管理水平的执行度差。至于SARS的爆发,原因则是人口增多、生态破坏、入侵灵长类栖息地,猎食灵长动物的直接后果,大自然的报复,使人类付出了经济巨额(美元,单位亿):中国22,韩国20,香港17,日本11,新加坡9.5,中国台湾8.2,马来西亚6.6,泰国4.9,印度尼西亚4,菲律宾2.7,越南0.15。2、国民安全文化教育的缺失。灾害的普遍性与未知性,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减少,根源在于,国民安全文化教育的缺失,也反映出中外公众安全文化观念的差异:首先是不同的生命价值观。西方人惜命如金,中国人的安康往往置于"事业"之后,矿难频仍就是源于"要钱不要命"。其次是不同的行为文化自律性。西方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,中国人从古至今,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。再其次是不同的安全技能观。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,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"大逃亡"训练活动,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。2003年非典至今,全国共举办过几十万人参加的几千次各类防灾演习,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、安全技能、安全产品上的问题。对于下一次灾难何时爆发、地点在哪里,下一次大灾又是什么谁能说清?

所有这一切都在昭示:整个地球时刻面临着灾害的威胁,人类不仅昨天饱尝过灾害的阵痛,今天遭受的打击并未减轻,科学防灾减灾形势严峻、任重道远。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警觉,一种常备不懈的意志力,使科学防灾减灾观更为贴近公众和现实。

二、实验场:提高人类认知地震的能力

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永远是一个谜,等待着人们不间断地去探索。

地球是人类的栖身之地,在造福人类的同时,地震也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威胁。人类共同面对这个谜,亟待去破解。唐山大地震乃至汶川、玉树地震,给全世界的地震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痛苦但又极具价值的天然"实验场"。

1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高人类认知地震的能力。30多年来,世界各国的地震工作者络绎不绝来到唐山,研究地震孕育和发生的规律,从而为战胜地震灾害提供理论、方法、依据和指导。在唐山大地震面前,科学家们更加深刻认识了地震的极端复杂性,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数十年致力于地震研究的专家许绍燮指出,在探索地震和地震预报征途上,将会遇到许多"想不到"的现象,而每领悟和破译一个"想不到"现象,就在地震和地震预报的征途上前进了一步。地震工作者们把诸如唐山等发生过破坏性地震的地方作为实例,作为重中之重的研究对象,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,并依靠日益发展的高新技术,力图从中找出制服地震"恶魔"的武器。经过多年努力,科学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,在高新技术介入下,人类不仅在解决"上天易,入地难"问题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,而且在未来也使人类有可能像观测气象卫星云图一样,研究地壳的运动变形。

2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提高人类认知地震的能力。地震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,需要自然科学的破解,还必须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大地震的原因。国内灾害社会学奠基人王子平教授从1990年开始,组织30多位专家,前后发放近两万份问卷,获得数据上百万,从重视人的因素切入,对震后人的心理、行为、救援、建设等进行描述和论述,在物质和精神"两个废墟"上,最早提出精神救灾的学说,在物质救灾的同时,进行精神救灾。

因为一座城市的毁灭是可怕的,而人的精神崩溃更为可怕。无数事例证明,每遇重大天灾人祸,家园被毁或痛失亲人,有的人会消极沉沦,陷入强烈的悲痛无法自拔,产生生存意识淡漠等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和自杀、精神疾患增加等社会失范现象,中外历史上多次大地震之后都发生过严重次生灾害,其主要原因就是灾民精神世界的崩溃,引起社会动乱的发生。唐山的精神救灾乃至汶川、玉树的抗震精神,都为世界提供了典范,这是给后人、给人类留下的精神遗产。正如王子平教授所说,因为困难对人而言,是平等的,只要人类存在,不管穷人富人,都要面对困难。因此,人类永远都要面对困难和灾难,这对后人而言就是财富。在唐山这个抗震"实验场",抗震实践逐步走向理性,中国诞生了"地震社会学",为解决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灾害问题,奠定了理论基础,提供了成功的防灾减灾范例。

三、和合观:感悟天地人合一

100多年前,恩格斯就指出,人类可以通过掌握自然规律、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。古代大禹治水,就是在认识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,正确处理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,以疏导为主,是古代防御洪水的范例。但是,恩格斯也提醒说:"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。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,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。"百年来,人类为了满足对自然界狭隘的征服感,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恩格斯的话一次次被言中。痛定思痛,怎样实现从人与自然对立、斗争的思维惯性和征服自然的行为模式向敬畏自然、天地

1、天人合一提供有益参照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,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宣言:"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,必须回头2500年,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。"尽管对此乃至儒学在当代的意义存有分歧,但作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,就是"天人合一"的观念及其所生发出来的"和合"精神--人与外部世界(自然、社会)不是对立的,而是相互依存、合为一体的,相互对应、呼应、照应,相互联系和协调的,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,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,为人类在人与自然、与他人、与社会的和谐相处,提供了有益的参照。

2、和谐命题的长期性。在理念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,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,是一个长期的命题。由于人类未能摆脱对自然的盲目性,人们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,一直有意无意的损伤自然,破坏环境。农耕文明中,数千年的破坏性垦殖,使曾经是森林繁茂、麋鹿成群、气候温湿的地带,变得荒山秃岭、沟壑纵横,黄河河床高于地平面,"悬河"断流。特别是秦汉以来,农耕人在河西走廊、天山南北开垦农田,使原本是"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"的森林草场逐渐盐碱化、沙漠化。进入现代,第三世界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和初级工业化滥用资源等因素的影响,生态环境急剧恶化,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、非洲的拉各斯、亚洲的加尔各达、兰州等城市,都存在着严重的污染问题。已经危机到人类自身。

3、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。和合的意义在于人与自然"合则两美,离则两伤",在于"中庸之道"、"中和之美"等。林语堂说,"中国"即中庸之国的意思,所以"和合"是中国文化的精髓。与"和合"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、交融思维。季羡林先生解释,综合思维就是整体概念,普遍联系。有了整体概念,就不会只顾人类,不顾生态,只顾今天,不顾长远;有了交融思维,人与自然才能够 "尽善尽美",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。对待自然要有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,施行"礼治", 注重内在的教化和自觉的服从,而不象"法治"那样只有强制性的约束。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,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,由近而远,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(费孝通的说法),所谓"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"。建立"礼"的目的是与大自然"仁者爱人",最后达到"仁"。如此,社会成员才能拥有对自然、他人、社会的责任意识和爱人爱物的仁爱精神,这个世界才真正能够实现"和合",进入天地人合一的境界。

灾害总要发生,灾难总会过去。未来前进的路上依然有许多艰难险阻,不管多么纷繁复杂、多么难以预料,只要我们牢固确立大安全意识,科学防灾减灾,大力弘扬抗震精神,我们就能够百战不殆,实现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境界。

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网(2010年04月22日)

作者:程云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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